1982年9月，重庆日报社职工肖鸣锵到成都参加座谈会期间，偶然在会上听老友车崇英讲了一个张露萍的故事。

“张露萍被军统特务逮捕后，在狱中受尽酷刑，并且还扇过特务周养浩耳光。”

肖鸣锵听后，心中十分动容。

肖鸣锵的父亲萧华清就是中共早期党员，而她本人更是1949年2月就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加上她本身就是记者，因此对这一类革命先烈的事迹，自然有天生的触感。

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当年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0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6年牺牲，车耀先当年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与张露萍有过接触。

不过，令肖鸣锵比较疑惑的是，像张露萍这样的烈士，他们的事迹在八十年代并不为人所知，张露萍本人更不是烈士。

返回重庆后，肖鸣锵即刻写出题为《敢于用耳光教训大特务的女共产党员》的通讯，刊发于重庆日报《星期天》增刊。

根据现存资料显示，这是建国后第一篇提到烈士张露萍的文章。

一

张露萍的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传开，一方面是因为年代关系所致，另外一方面，和他们当时从事的是党的秘密工作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就是，张露萍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化名，时至今日，这个化名人尽所知，而她的真名反而不为人所知。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后来曾化名余慧琳、黎琳等。

1921年，张露萍出生于四川崇庆县一个私塾家庭，父亲余泽安，是一个私塾老师。

张露萍年幼时，曾经历过一件足以改变她一生的事情，就是她的大姐大姐余家彦被军阀、四川暂编师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

这无疑也激发了张露萍对旧社会刻骨的仇恨。

1937年秋，张露萍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露萍当时也参加了成都各界举行的抗日救亡运动。

巧的是，车崇英当时就是张露萍的同学。

应该指出的是，在父亲车耀先的影响下，当时还不是党员的车崇英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车崇英是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露萍经常到同学车崇英家里，也因此结识了时任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

车耀先在张露萍的成长生涯，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张露萍不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萌生了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想法。

1937年11月，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安排下，张露萍动身到延安。

张露萍到延安以后，表现的很出色，因为她喜欢唱那首抗战歌曲《干一场》，后来大家一见到她，就亲切的称呼她“干一场”。

1938年10月26日，年仅张露萍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露萍从抗大毕业后，随即在党组织安排下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文联工作，尽管张露萍不止一次的请求要到前线去工作，但最初并没有获得批准。

在此期间，张露萍结识了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后文皆称李清），两人后来喜结连理。

不过，就在新婚后不久，张露萍接到组织上赋予的任务，到重庆从事统战工作。

二

大约是在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找张露萍谈话，希望调她到重庆去参加统战工作，因为张露萍的姐夫余安民是国民党眉山专员公署专员、暂编一师少将师长。

张露萍答应下来，随即告别新婚的丈夫，踏上了茫茫未知之路。

1939年11月，张露萍来到重庆，同设在曾家岩50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结上了关系。

当时，时任南方局常委的叶剑英看到张露萍以后，顿时眼前一亮，随即提出了要求，希望安排她进入军统电台做情报传递工作。

事实上，这大大出乎张露萍预料之外。

原来就在张露萍到重庆前两个月，军统特务机关电讯总台的科员张蔚林悄悄来到南方局，提出要见周恩来，不过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由负责情报工作的曾希圣出面接待了张蔚林。

张蔚林说自己原来就是共产党员，后来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希望组织上能够恢复他的党籍，并安排他到八路军或者是延安去。

曾希圣出于慎重考虑，并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勉励他要继续为抗战工作。

不过，张蔚林并没有死心，第二次他来到南方局，并带来了时任军统电讯总台领班兼情报主任冯传庆，两人共同提出不想为军统再工作，当时南方局试探着问了两人有关军统的情况，两人如实回答后，与南方局掌握的一部分情况一致。

在确定两人心思以后，南方局决定安排他们提供军统的情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于情报工作保密的特性，当时组织上对张蔚林、冯传庆并不十分信任，所以只是叫两人提供情报。

一直到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后，中共南方局经过仔细观察后，确定张蔚林、冯传庆可以信赖后，才破例同意吸收两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图|张露萍、冯传庆

张蔚林、冯传庆后来通过拉拢，将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也吸收入党。如此一来，在军统极为严密的电讯总台，就有了一直地下党人潜伏的小组在。

当时，南方局对于这个小组的领导人选，俄费了一番功夫，后来叶剑英选中了从延安来的张露萍。

一来张露萍面孔生，满重庆大街上也未必有认识她的人，二来张露萍是从延安来的，无论是党性还是原则性都是很可靠的，来领导这个军统特支最合适。

在征得张露萍同意后，组织上随即决定，安排张露萍假扮张蔚林的妹妹，并在牛角沱租了一个房子，充当秘密联络点。

张露萍小组从开始工作到暴露身份，前后也就只有不到半年时间，但发挥的作用却很大，特别是他们送出了不少机密的军事情报，帮助组织上多次化险为夷。

也许是基于保密的需要，有关张露萍小组到底送出多少有用的情报，迄今为止尚是一个谜。

几十年以后，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成员雷英夫回忆起张露萍来，还忍不住赞叹：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是很有用处的。”

三

张露萍小组的暴露，纯属是偶然。

应该指出的是，张露萍小组所有的成员，并不是专业从事地下工作的，他们尽管表面上看来绝无问题，但无意间的一些行为，却可能引起敌人注意。

1940年春节，张露萍收到了从成都寄来的家里的信，为了不惹人怀疑，她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临时返回成都与家人团聚。

在短暂失去领导以后，军统特支立刻暴露出了不专业的问题。

同年2月，稽查处电讯监察科一部电台烧坏了三个电子管，科长肖茂如在检查后认为是总台的报务员张蔚林工作不仔细的原因造成的，因而下令将他关在看守所里。

本来这就只是一件平常事，但张蔚林因为没有地下斗争工作经验，被莫名关押后，认为自己已经暴露，于是从看守所惊慌失措的跑出后，联络了南方局。

张蔚林慌慌张张的行为，却惹得军统内部怀疑。军统随即派出人员查抄了他在牛角沱的驻地，发现了军统不少绝密文件，甚至其中还有张蔚林等人的入党申请书。

这下张蔚林彻底暴露，但他在关键时候，还是送出了消息，避免了党组织的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的是，潜伏的军统特支成员纷纷被捕。

更不幸的是，特支成员中安文元叛变，供出了当时本不在重庆的张露萍去了成都的情况，军统随即以张蔚林的口吻发消息让她回来。

毫不知情的张露萍一到重庆，就被军统逮捕。

军统电台案发后，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他大骂戴笠：

“你经常吹嘘军统如何厉害，如何打入共党内部，现在是共党打入军统内部，你还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

蒋介石的斥责让戴笠心惊肉跳，后来他对亲信说：

“张蔚林案件发生以后，我受的耻辱比打骂厉害十倍。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应该指出的是，张露萍领导的特支虽然暴露身份被捕，但除安文元叛变外，包括张露萍在内的七人虽然多次受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期间，时任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海曾动过歪脑筋，张露萍看破她的企图后，趁其不备，痛打了他两耳光。

周养浩白吃了个哑巴亏，却无计可施。

1945年7月14日，无计可施的军统将张露萍七人押送刑场处决，张露萍牺牲时年仅24岁。

也因为从事的是保密工作，张露萍的丈夫李清对此事始终一无所知，他在延安时就听人说在重庆街头偶遇张露萍，当时张露萍打扮时髦、珠光宝气的走过，令许多不知情的人都以为她已经叛变了。

李清也没想到，一直到44年后，他才弄清了妻子的情况。

图|叶剑英为张露萍、冯传庆开的证明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开始着手清理战争年代遗留的疑难案件，特别是对当年潜伏敌营不幸被捕牺牲的同志们的情况。

四川省委、贵州息烽县委对牺牲的张露萍等七人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雷英夫指出张露萍等七人当年是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潜入敌人内部的。

不仅如此，雷英夫还就张露萍的情况请示了叶剑英，叶剑英一听就很激动的表示：

“好啊！好啊！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吗？”

叶剑英不仅记得张露萍，还记得当年差一点就逃脱的冯传庆，为此还特意写了一份证明，证明张露萍等七人是为党工作的。

1982年，肖鸣锵的文章刊登在重庆日报上后，人们才知道，张露萍的原名就是余硕卿，有关她的生平才逐渐清晰起来。

不久之后，光明日报也刊载了文章，讲了张露萍的一生。

1983年，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同年11月27日，在烈士殉难纪念日这天，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的陈列大厅里增辟了张露萍等烈士的斗争事迹。

1984年，张露萍等七人被移葬到重庆息烽烈士陵园。

第二年清明节，已经年逾七旬的李清从北京赶到重庆，为已经逝去四十多年的妻子扫墓。